在几个兄弟“车轮战”的关照下，洪衍亢几乎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

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深入到了市井之中。

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

这不，才不过端午节后，俩星期下来，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

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喝的酒、吃的东西，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

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

也恢复了用“假招子”、“蹭愣子”、“悄没声儿”这样地道的京城话，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

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

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

就比如扣过来的“覆”，还有複雜的“複”，以及回復的“復”。

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复”，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

如果按汉字构成，完全解释不通，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坦然接受这样的“白字”。

谈起这件事，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

二就是“儿”化音怎么用，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

特别是在地名儿上。

比如过去都叫“diào yu tái儿”，现在京城却只说“diào yu tái”。

过去的“琉璃厂”，现在却都叫成了“琉璃厂儿”。

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往往他被人一笑，就会坚持己见，与人抬起杠来。

有意思的是，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却在偶然闲聊间，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

王蕴琳首先肯定，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

她的理由是，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

让人学起来方便，便于识字率的普及，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

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

至于副作用也有，但无需过虑。

因为术业有专攻，一般人掌握的程度，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

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

那既然如此，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

别忘了，哪怕是古人，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

不考功名的人，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子曰”。

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儿化音的应用。

王蕴琳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

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

大体上来说，是以“官家”与“民家”来做区分的。

就比如“琉璃厂”、“台基厂”、“黑窑厂”等。

因明清时都属工部“五大厂”之故，沾了官气，这些地名都不儿化。

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厂甸儿”就必须儿化了。

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

“法华寺”、“报国寺”、“天坛”都不带“儿”。

但不在正神之列的“黄寺儿”、“黑寺儿”反之。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

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

比如“diào yu tái儿”在旧京这么叫，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

而如今又读正音，其实因政府盖了“diào yu tái国宾馆”，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

“琉璃厂儿”等同此理。

今日既非旧朝，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那么加“儿”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半步桥儿”已经没有桥了，而“花市”仍旧有市。

“十里河儿”已然没了河，而“六郎庄”的确还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