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三月，我和袁扬辉准备去咸宁初中报考。

我俩约定：我在家等他，第二天清晨，一同乘火车去咸宁县城。没想到，第二天天大亮，他才赶来。我们急忙跑到车站，火车已开走了，顿时，绝望了。

我们犹豫了片刻：如果回头走汀泗“桥”经红花院去铁路，时间更是来不及了。只得作出了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决定：从铁路桥上走过去！

火车站到铁路桥不过二百来米。我们小跑步来到桥头。

我们“硬着头皮”，一脚踏上铁路桥。

脚底下的河水哗哗啦啦，人在桥上，似乎在高空走“平衡木”；还有，怕得要命的是，来往的列车。

我们幸运地过桥了。接着，顺铁路向三十里外的县城跑去。

咸宁县立初级中学，位处咸宁火车站旁。当我们跑到时，校园内一片寂静，我们知道迟到了。

我们急急忙忙找到了考场。

一位头戴鸭嘴帽，鼻梁上架着一付近视眼镜的，个子不高的男子，正站在讲台前监考。

我和袁扬辉站在教室门前，向他诉说了事情的经过。他先是不理睬，约过了两分钟，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表，说：“已经过去四十多分钟了！”，听他的口音是个北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