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李福泽命令基地工程部,派人前往东北边境小镇绥芬河,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液氧。

方平那时是基地特种燃料站的技术员,他们10个人到达绥芬河后,天天到车站上去等,一列列火车驶过,一个月过去了,心急如焚的他们没有等到运送液氧的槽车,等来的却是基地发来的密码电报：“苏联国防部已电告我国防部,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事情报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指示：绥芬河接货的车,立即去吉林102厂,也就是吉林化肥厂,装运中国自己生产的液氧。按照国防部的要求,102厂立即启动了生产线。该厂经过5天苦战,如期完成了32吨液氧的生产任务。方平他们押着液氧槽车,昼夜兼程,往基地赶。液氧差不多有零下一、二百度,大夏天的,槽车周围结了很厚的冰,方平他们在车厢里得穿着羊皮大衣,冻得说话都嗑巴。可是他们心里高兴,盼着回去打导弹呢。

回到基地,苏联燃料专家斯切潘诺夫带人做了化验,结果表明,中国生产的液氧完全符合导弹加注使用的技术指标。李福泽拿着这个化验报告,激动地去找第一试验部的苏联专家组长契尔科夫,希望他批准加注燃料。

谁知,契尔科夫根本不看李福泽递过来的报告单,说：“你们的液氧有杂质,不合格。”

李福泽说：“这是你们的专家化验出来的结果,没任何问题！”

“那……你们不具备化验条件,化验结果不能成立！”契尔科夫停了停又说,这是你们中国第一次搞发射,来不得半点马虎,弄不好要死人的！苏联第一次发射导弹时,操作手很紧张,都尿了裤子。

李福泽气得哆嗦：“你们吓得尿裤子,和我们的燃料是两回事！你们不能刁难人！”

在李福泽的强烈要求下,连孙继先都出了面,契尔科夫才答应,到燃料站,当着他的面重新化验。结果,仍然是合格。孙继先说：“既然是合格的,那就加注吧。”

契尔科夫表示,他回去请示一下再定。很快他回话说,还是不行,因为：“在苏联,生产导弹燃料都有专门的工厂,而你们的液氧却是一个化肥厂生产的,所以不能用。”

孙继先气得脸都白了：“你管哪儿生产的,只要合格就应该用！”

李福泽吼道：“我们就用这个打导弹,请你们参加。”

契尔科夫说：“我们不参加,你们自己打吧,我们根本不负责。”

契尔科夫扭头走了。方平问站在一边的斯切潘诺夫：“液氧明明合格,你是知道的,为啥不让用？”斯切潘诺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也扭头走了。

由于发射导弹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所以,这枚导弹一直无法发射。而液氧的自然蒸发量很大,每天要损耗掉约500公斤,到后来只剩下了十几吨,已不能满足发射导弹的需要。到最后,方平他们只好将剩余的液氧全部倾倒在戈壁滩上。这令人愤慨的一幕,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忘却。而这时,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人们明白了,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护国的盾牌,从来就不可能。

35.铀浓缩厂是重中之重兰州铀浓缩厂。设备虽然运来了,但几千台设备,要连接成几公里长的生产线,而且一点差错还不能出,仍然是一项让人头疼的任务。因此,二机部仍然把兰州铀浓缩厂当成重中之重。

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那里。后来,袁成隆回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想办法做做他们的工作,挤出点儿东西来。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铀浓缩厂蹲点,跟厂领导王介福、王中蕃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要对人家友好。我们跟苏联专家座谈,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一点就是你们要走了的话,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肯定要受影响了。我们的诚挚打动了专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愿意帮助我们,尽量帮我们把事情完成。

厂长王介福一直以来,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相处得很好。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一顿能吃二斤半牛羊肉,能喝酒,头上常年戴一顶回民小帽,脚上穿一双磨秃了头的黑皮鞋,整天在厂房里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外交官一样,衣冠整齐,干干净净。他曾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外交官,是政务参赞。浓缩厂是中央的厂子,但王介福和省里市里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年代,他经常能搞到一些特殊商品,供苏联专家享用。他常说,苏联专家是咱们请来的,是咱的老师,一定好好待人家。王介福的真诚让哈里东诺夫等专家十分感动,他们也就打心眼里愿意帮助中国,一心一意想把生产线连接好。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抢在苏联撤专家前,把设备安装得差不多了。

即使把几千台设备安装好了,也还不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把这些设备启动起来。分几批启动,怎么启动,何时启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稍有差错,就拿不到合格的铀-235,弄不好还有巨大的危险,核燃料如此出了问题,不仅造不出原子弹,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时间越来越紧迫。苏联撤专家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王介福、王中蕃带领王成孝等一批技术人员,整天跟着哈里东诺夫,希望跟他多学一点。启动设备,需要很多的前提条件,即使再抓紧,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启动。谁都清楚,苏联专家一走,要想启动,困难就大了。王中蕃有一天对哈里东诺夫说：“你们一走,我们很困难。”哈里东诺夫那时可能没想到中苏关系会糟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们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

果然,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了,由于哈里东诺夫是个关键人物,苏联方面通知他,提前回国。王中蕃回忆说,他们催他走,可我们实在想留他,哪怕多留一天。苏联的飞机停在兰州机场,要带他走,我们就想办法把飞机一个轮子弄出来一点毛病,又延长了一天,他又多给我们讲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王中蕃又说,哈里东诺夫是一个好人啊,对我们太好了。但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运走了。

由于铀浓缩厂是个关键地方,苏联驻厂专家走得早,走得急,是在苏联宣布大规模召回专家前,就突然离开的。有些专家想不通,认为搞个半拉子就走,没把事业完成,心里不安宁。有些专家还难过得流了泪。有的说：“等两国关系好了,我们再回来,帮你们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们按照上头的要求,迅速整理完资料,焚烧了保密本,恋恋不舍地走了。

后来的历史再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苏联专家离开兰州铀浓缩厂的时候,几千台设备基本上连接起来了,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调整。此时,离它们启动,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36.“毁灭性的打击”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和顾问,并于9月1日前全部离境。同时单方面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终止343项专家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事实上,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撤专家就已悄悄开始。核武器研究院的苏联专家为数最少,走得最早,6月上旬,“哑巴和尚”列捷耶夫等人就借口回国避暑离开了。7月6号,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