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轻轻呷了一口香茶，然后侃侃而谈：“兵圣孙子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惜的是，作为孙子的后人，我们没有继承祖先的军事智慧，并让我们的对手研究得深入透彻，并灵活运用，使得我们处处受制余人。

先从‘伐谋’角度来看：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并且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形成了日本武器特色，首先从军备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强国。

而反观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勉强可以自行生产，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其次，从军队动员体制来说，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而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国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

仅此两项，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最精锐的陆军德械师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至于晋绥军、川军、西北军等地方杂牌军，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军拥有绝对的制海权、制空权，还不顾国际道义，使用细菌、毒气等禁止武器，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

梅教授频频点头。经历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和缅北会展的鲁思霞更有切身感受。

“最后一点，日本不遗余力，在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亲日势力和日本特务。并且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极尽挑唆、离间和恐吓之术，让各方势力互不信任，彼此内斗，恐日惧日，最终不得不依附于日本。这就是日本全力推行的‘以华制华’策略；并不断蚕食我国国土，加紧移民，逐步消化，达到‘以战制战’的目的”。

梅教授点头称是：“这一点已经明确无疑。汪精卫和他的南京政府、溥仪和他的伪满洲国，就是这阴谋的最好注释。”

鲁思霞心想：“如果不是总统秘书都被鬼子策反，倩雪怎么会经历那么惨烈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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