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点须得一提，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战后时期最棘手的事件，便是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权利问题。

在五个口岸中，除广州外，其它几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居住和驻设领事。

其中，上海在1843年11月开放、宁波在同年12月开放、福州和厦门在1844年6月开放。

但是，广州居民却顽强地拒绝让英国人进入城内，而只是同意勉强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商馆区。

居民的理由是，虽然条约列明开放广州，但却没有明确规定洋人可住到城里来。

条约的确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但其它四个开放口岸的居民却都没有反对英国人进入他们城墙以内的权利。

可在广州，英国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坚持入城的权利。

但民众依旧不想退让，广州百姓称夷人所到之处，尽行不法之事，因而大家将洋人入城看作是对广州城的一种侮辱。

三月前，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还属于分散的、无组织、无武装的，而四月以后，当英军悍然以武力相要挟时，广州人民便开始了抗英武装斗争。

因而，“广州入城问题”成了双方一个争执不下的焦点。

除了“广州入城问题”以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也使得中西关系趋于紧张，而这当中与清政府的愚昧无礼不无关联。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败可却并未令清政府痛入骨髓，因战后赔款半数由广州十三行承担了去。

其中东顺行赔付一百零三万银元，怡兴行承担八十八万银元，宝利行出资五十六万银元...

所以那时的清廷根本还未被打醒不说，甚至仍以天朝上国自居。

并且洋人始终想将贸易从五个口岸扩展到全中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以绕开顽固的广州当局，以及由于战后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产生的降低关税要求。

这些问题汇合到一起，在洋人中便引发了一种要求修约的强烈冲动。

1854年，三国公使建议讨论修约问题，两广总督叶琛态度强横，断然拒绝，称全无必要。

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广州说动叶琛，也没能在上海成功谈判，遂于1854年十月北上寻求满意的答复。

在大沽，他们没有获得直隶总督的接见，只得到了一个次等官员的接待。

两位公使遂提出修订税率、在北京设使节、开放天津、获得在内地购置地产之权、鸦片进口合法化、废除内地厘金等要求，而朝廷则斥责这些要求毫无道理，责令公使返回广州。

1856年，三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